6教授的举报信与中国工程院回函。本报记者彭冰摄

       日前，本报接到读者来信，反映有6位教授联名投诉中国工程院院士涉嫌“抄袭剽窃等学术道德问题”。经了解，6位教授多是在本领域做出了一定贡献，在国内同行中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他们联名投诉的对象是2007年底当选工程院院士的刘兴土先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在工程科学技术方面设立的最高学术称号。众所周知，唯有在科技领域做出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而且学风正派者，才能被提名并当选院士。

       一方是普通民众所敬仰的院士，一方是6位坚称“据实举报”的资深教授，以及他们长达两万余字的投诉材料。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

       举报人多是老同事

       对刘兴土先生来说，2007年是值得庆贺与纪念的一年。这一年，经由7名院士提名推荐，通过院士评审和选举，年过七旬的他获得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荣誉称号。

       刘兴土，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以下简称东北地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6年~1994年间，曾任该所所长。

       在东北地理所网站，有对刘兴土如下介绍：主要从事全国湿地和东北区域农业研究，是我国湿地学科具有突出成就的学术带头人；他首创了沼泽湿地稻-苇-鱼复合农业生态工程模式，开辟了沼泽的定位生态研究；主编了《沼泽学概论》、《东北湿地》、《东北区域农业综合发展研究》、《松嫩平原退化土地整治与农业发展》、《三江平原自然环境变化与生态保育》等专著13部，发表论文100余篇；曾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每两年增选一次。2007年这次增选，是按修订后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章程》条例进行的，每个票选阶段，候选人获得赞同票的票数，均由原来的1/2提高到2/3，这意味着候选人必须得到更高的公认度才能当选。同时，增选活动坚持“学风道德一票否决制”。因标准更为严格，故当年只产生33名院士，人数为历届最低。

       在这种背景下，能够当选院士，殊为不易。刘兴土先生的院士申报之路，并不平坦。

       2003年以来，刘兴土曾先后3次申报院士称号，从第一次申报起，就有人举报他。2007年院士增选活动启动后，又有若干人对其举报，其中有6位教授(研究员)还联名向中国工程院递交了长达两万余字的投诉材料。

       6位联名举报人中，69岁的孙广友教授是年龄最小的一位，他与刘兴土长期在同一地理所工作，是该所退休回聘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孙广友在国内外首次发现了泥炭纹泥构造和青藏高原苔原，获得过“竺可祯野外科学工作奖”，是“国家有突出贡献科学工作者”。

       实际上，6位联名举报人中，有5位同在东北地理所工作，现均已退休。其中，80多岁高龄的黄锡畴先生是我国著名自然地理学家，第一届“中国地理科学成就奖”得主。而75岁的裘善文研究员，在地貌与第四纪地质研究等领域有较深造诣，取得过包括国家八五科技进步奖在内的诸多奖项，是国务院特殊津贴领取者。

       除东北地理所的老同事之外，另一位举报者，是东北师范大学草地科学研究所原所长、我国著名草原生态学专家——李建东先生。

       “大家之所以联名举报，一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因为我们都是受害者；二是为了维护科学道德，与学术腐败作斗争；三是为了维护院士荣誉称号，作为我国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杰出代表，院士必须‘德艺双馨’，在学术界起到表率作用。”几位教授说。

       申报院士的4本书被指“抄袭”

       6位教授的举报内容包括若干方面，其中一项是“抄袭剽窃”，具体牵涉刘兴土先生申报院士的4本书：《松嫩平原退化土地整治与农业发展》、《三江平原自然环境变化与生态保育》、《东北湿地》、《沼泽学概论》。记者注意到，4本书的封面均标明“刘兴土主编”，或“刘兴土等编著”。

       “刘兴土主编的《松嫩平原退化土地整治与农业发展》(2001年出版)一书，好几处表格抄用郑慧莹(已去世)和我的著作《松嫩平原的草地植被及其利用保护》(1993年出版)，文中不做标注，仅在书后统列参考书目，导致在第三者引用中，这部分内容变成刘的创造的不良后果。”李建东说。

       记者看到，李建东所指其书中的5处表格，在刘书中有的以同名表格出现；有的名称略有不同，但内容一致；有的则在李书中为表格形式，在刘书中为文字形式。这些表格，都是对松嫩平原草原植被的相关统计研究。

       学界人士告诉记者，按照惯例，在学术著作中引用他人成果，应在文中引用处做标注，同时在书后列入参考文献，并使二者一一对应。如果引用处不予明确标注，读者将不知其通篇所讲，哪些是其自身成果，哪些是别人观点，从而误以为这些都是作者的“开拓性研究”或“原创观点”。

       “举例来说，刘书表1-19，使用了我书表2-2，就应在表上角或表下方标注‘郑慧莹、李建东，1993年’，但该书却并未标注。后来我发现，别人写专著也用了这个表，而人家在文中标注的是‘刘兴土，2001年’。这就意味着，该表已被第三人当成刘兴土的成果了。”李建东说，在文中引用处予以标注，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是业内基本的学术道德。

       记者注意到，“使用他人成果，但不在引文处注明出处，仅在章(书)后列入参考文献”，是几位教授反映较为集中的一个问题。以刘兴土主编的另一部书《三江平原自然环境变化与生态保育》为例，举报材料指出：该书多处抄引集体著作《三江平原沼泽》，文图约达1.5万余字；该书第一章5-12页多处抄袭拼凑孙广友、曾建平论文成果……但均不在引文处注明出处，仅在章节后统列出文献。

       对《三江平原自然环境变化与生态保育》一书的投诉，还不止上文提及的那两条。举报材料称：该书第一章部分内容抄引了未发表的《黑龙江省三江平原治理规划水文地质报告》；而第54-55页的文字和图3-12，则使用了夏玉梅研究员与颜秋兰未发表的勘探报告。

       对于这两份“内部报告”，虽然刘书做了脚注，标注了报告名称，但举报人认为：“未经作者许可，擅自将别人未发表报告拿去作为自己编的书中的重要内容出版，侵犯著作权法，属于剽窃行为。”

       “人家辛辛苦苦调查研究写出来的内部报告，自己还没发表，你不经人家同意就拿去发表了，这不是典型的剽窃吗？”举报人说。

       此外，举报材料还反映，“刘在《东北湿地》与《沼泽学概论》两书中，袭用了黄锡畴的沼泽发育多模式理论，但两书文中、文后均未提到黄的文献”。记者就此向黄锡畴先生核实时，刚一提及此事，老先生便大为光火，直呼“学术腐败”。

       据了解，黄先生一生中最重大的两个成果，一是发现了长白山苔原，一是首次提出并论证了沼泽发育多模式理论。孙广友教授对记者说：“提炼一个理论谈何容易，一位学者一生中才能搞出几个理论？在美国产权法有关规定中，抄袭涉及理论的发现、机理的阐述，性质比一般抄袭更为严重。刘书虽然在文字上做了一些处理，加了些自己叙述的例子，但本质上复述的就是黄先生的理论。书中不予标注，等于抹杀了前人成果，黄老先生为此震怒，自然不难理解。”

       经查找与对比，几位举报人认为，“刘在申报院士的4本著作中，计有32处抄袭、剽窃问题”。举报材料一一注明了相关书名、页码和具体段落，并附上了“原书”相应信息。

       中国工程院派出3人调查组

       若干人次的先后举报，引起了中国工程院的高度重视。该院一方面把投诉问题转给提名推荐刘兴土先生的7名院士，征询有关意见；另一方面，把投诉材料转给东北地理所的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请其进行调查。

       2007年9月，中国工程院派出一个3人调查组，赴长春约见部分当事人，进一步了解、核查有关情况。调查小组成员包括两名院士，1名工程院工作人员。

       据了解，举报人向调查组反映的问题之一，涉及一本集体著作：《三江平原沼泽》。该书署名地理所“沼泽研究室著”，书中“前言”介绍：此书“执笔人有韩顺正、刘兴土、陈××……最后，由刘兴土同志统稿”。

       举报人说：“实际上，此书开始由韩顺正组织编写，并由韩顺正、陈××、刘兴土统编，但当时未在‘前言’中列出统稿人，是刘在将书稿送交出版社时，私自加上了‘最后，由刘兴土同志统稿’的字样。”

       几位举报人告诉记者，听说调查组来了，他们都很高兴，但谈话过程中，他们感觉，调查组有两位同志工作比较认真，而另一位院士却似乎“带有倾向性”。

       “比如，当我谈到，刘背着集体，私自加上‘最后，由刘兴土同志统稿’是个科研道德问题时，该院士说，总得有个人负责嘛！”举报人一声叹息。

       “再比如，当我谈到，刘书未经作者同意大量抄引未发表的‘水文地质报告’时，该院士说：这么长时间了，原作者也不好找了。事实上，原作者单位系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地址为哈尔滨市中山路，怎么就不好找了呢？”

       另一位老教授也举例：“我谈到，我与刘合写了一篇文章，我写的文，可刘要求署名第一，因他时任所长，我没办法。刚说到这里，该院士就说：你自己愿意。”

       “作为前来听取情况的调查人员，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这位老教授很诧异。他补充道：“再如，我说，李建东教授被侵权的例子很典型，该院士马上插话：这不是问题了，此事已处理完，有关人员已向李道歉了。可据我所知，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

       对于调查组此行，李建东教授也有他的不解：“获悉他们住在长白山宾馆，我就前去反映情况，但没找到，听说是去了黄锡畴家，我便给黄家打电话，可调查组的人说，他们来时没有带找我谈的任务，让我直接把材料寄到工程院去。我很惊讶，受害人主动来介绍情况，反映问题，你都不见，不谈？”

       以上种种因素，让几位举报人对调查组产生了信任危机。“此前，我们也不知道大家在分头举报同一个人，正是这次调查，促使我们走上了联名投诉之路。”举报人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