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常在农村行走，结识了大量的农民朋友。我曾用四年半的时间对黄河金山角地区农村的风土人情进行过考察和调研，写出过不少文章。在我和农民们的深谈中，发现了一些令人费解的事情，随手写来，供社会学家们思考。

    土地对农民并没有起到束缚作用。开放当初，束缚是有的，农民们不知道外面世界的情况，不知道外出是否能挣到钱，还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土地上，因为土地上收获的粮食是现实的。改革后期，人们外出打工的收入远远高于土地上的产出，土地甚至被忽略不计了，但抛荒的现象很少，往往是包给别人种，每年付给一部分粮食或钱。艾青的诗：“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似乎已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农村相当一部分人很麻木。这与落后有关，在现在的农村正气不足，集体时的合作、正义精神失去很多，仁爱、友善很少能看到，自私、贪婪、愚昧、无知、争强好胜、勾心斗角比比皆是，鲁迅笔下的阿Ｑ精神、麻木的人们围着看　“杀人”的场面屡见不鲜。究竟是什么原因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让他们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在相当多的农村：直选、海选、民主等诱人的字眼很多，绝大多数农民并不懂得这些词语的真正含义，而县、乡两级组织在农村所谓的直选、海选和民主也仅仅是皮毛，玩一下花样，走走形式和过场，干部和农民们都没有把这些花花词语当一回事。

　　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干部仍有着相当份量的权威。尽管很多干部农民们并不信任和喜欢，但干部的话还在决定着一切。如低保问题，真正贫困户未必能享受到，而不算贫困　的　干部亲属们则堂而皇之地享用着党的政策。中央、省、市很多极好的政策在农村被富有经验、洞察民情的村干部们变通得可气、可笑而你有查不出问题来。　在农村想致富是不需要干部的，干部们也不会去帮忙，而想干坏事是万万离不开干部的。如生二胎、三胎、多吃低保、少种地多领补贴。因此，很多人还不敢明着去惹干部，农民们普遍认为党的政策是好的，而是干部们把好经给念歪了。在农村人们最怕的还是穿制服、戴大沿帽的人，群众认为这些人拿着枪，随时都会给你戴上手铐的，但人们心里清理，这些人也是认钱的。

　　在相当一些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凝聚力远不如教会，人们对教会崇拜和认可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普遍认为，耶稣、和尚、道士和神是保佑人的，是让人学好的，而干部是干坏事的，他们很希望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好把干部的家产分了，把干部们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

　　“农村人不会说话”，说这话是不妥的。因为他们说实话而不说瞎话，他们不像肚里有几点墨水的人那样去摆弄斯文，想说什么还不直说什么，而要拐弯抹角地说一些不痛不痒让你听不明白，而让你去揣摸的话。农民很直爽，有什么就说什么，对有的问题看法很肤浅，很幼稚，甚至是漏洞百出或错误的。但他们有一份真诚，起码比假斯文或被称为虚伪的人或话好得多。由于农村人说话不会绕弯子，不知道看他人的面子，不顾及当事人感受，所以城里人称他们不会说话。他们对干部们认为复杂的事情，教授们认为深奥的道理，常常一语中的。农民们的很多创举常常让知识分子们不可思议。

　　在农村还有一种怪现象，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发生的变化并不认可。不少农民认为：现在农民自由了，种地自愿，出入城乡自由，不交农业税了，种粮国家补贴，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这是好的。但种地不挣钱，农副产品卖不出去，农民受歧视，看病难，集体时的协作、合作精神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缺少情义，集体的设施破坏贻尽，农村脏、乱、差，干部办事不公道，公益事业无人管，再没有干部来关心农民了。他们认为现在的农村和人民公社时相比，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了，现在生活没有过去心情好。

　　农民们的本意是不愿上访的，更不愿去打官司，因为打不起官司，一是没有钱，二是时间拖不起，三是有理未必赢官司。老百姓普遍把打官司转变为上访。他们认为上访比打官司程序简单，省事多了，上访成本也小。农民们认为各级政府最怕群众上访，尤其怕成群结伴去上访。他们认为上访者绝大多数是有理的，上访的责任多在政府，村、乡两级常常把矛盾给激化了，才造成上访。农民们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地讲：有时上访者待遇还很高，政府派车接回，管吃管住，个别难缠的人还能在干部陪同下免费游山玩水。不少群众说，一上访，问题往往就能很快得到解决，大多解决得令人满意。他们认为上访的最佳时机是重大节日和两会期间，甚至村上有人专门吃“上访饭”。他们清楚“政府在花钱买平安，“现在是干部怕群众”。